北大医院院长：解决“号贩子”问题要提高挂号费、降低药费

刘玉村委员说，各家医院都有保安与号贩子勾结的现象，有的号贩子都能住上别墅，医院却要背负着骂名。

3月5日，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“号贩子”问题，指出“号贩子”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，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，降低药费检查费，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。

医院保安辞职当“号贩子”

“有的‘号贩子’都能住别墅了，但是我们医院却背负了特别大的骂名。”刘玉村说，“医院的保安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发现当保安不挣钱不如当‘号贩子’，他在当保安期间摸清了医院所有的规律，然后辞职了，变成了‘号贩子’，所以保安和‘号贩子’很难不勾结，各家医院都有这种现象。”

“医院的保安都是社会外派的合同工，招标进来的人，不是医院的人，医院的工作纪律约束对他起的作用有限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保安对号贩子视而不见，那是因为我们管控不了。”刘玉村说，“当然一旦我们发现就会通知保安公司将他开除，但教育严打是一方面，并不能根治，根本还得通过改革解决供需平衡的问题。”

大医院挂号并没有那么难

“北大医院和协和医院普通号就那么难挂吗？不是。”刘玉村说，“在我们医院，有很多医生坐一上午没几个病人”。他进一步解释，“医生的知名度不够不代表他的水平真的就不行，他是北大医院的水平，但就叫普通号，所以没人挂。”

“所以老说看病难，但是到了大医院未必哪个科的号都难挂，难只是集中在了某些人某些科上，这个难是相对的；而绝对的难可以通过分级诊疗、计划诊疗的办法来解决。”

刘玉村举例说，“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病人看病都是有计划的，先看谁后看谁，一步一步排地很清晰，但是咱们的老百姓看病最自由，想到哪个城市、想到哪个医院、想找谁完全自由，一边是高度计划的专家——就几天挂几个号，另一边是非常自由的病人群体，这种计划和自由之间必然不匹配，所以号贩子才应运而生，甚至说他们满足了这种需求。”

刘玉村评价北京市针对“号贩子”出台的专家团队政策，“北京推出了15个专家团队的挂号，专家变成团队了，比如患者挂的凌风团队的号未必能见到凌风教授本人了，但是我支持这种办法。”刘玉村说，“30年前病人看病只有看不了的病才逐级往上找高级别的大夫，只有医生更懂得病人，而不是病人更懂得医生。这个政策符合病人就医、大夫看病的规律。”

要提高挂号费降低药费

刘玉村认为，儿科等医生稀缺是因为价格和价值失调，他提出药品和服务价格“三升三降”的建议：

大幅提高挂号费。“既承认了医生的价值，同时也设立了一个门槛，比如那些慢性病，用不着来北大医院看病的病人就别来了。”刘玉村说，“保守估计现在300万门诊量里有至少100万人次是没必要来的，但是北大医院挂号费不贵，取药方便，服务便捷，他为什么不来？如果提高挂号费，门槛稍微高一些，自然就挡住了一部分人。”

提高住院费、提高床位费。“北京28块钱的床位费实在是太低，如果涨到三星级宾馆的价格水平，147块钱1天的话，这个病人就不会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滞留在医院了，提高了病房使用率。”

提高手术费。刘玉村称，“举个实例，现在一个胃癌手术1000多块，医生护士麻醉师6个人，就1000多块钱。合理吗？所以要提高手术费”。

药费降下来、导管支架这些器材费用降下来、CT核磁检查费降下来。“这样就平衡了”，他说。

提升医疗行业薪酬需要靠改革

“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的报告，中央政府和市级政府都非常重视，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都有，但是虽然每年都提，却没有‘抓手’。”刘玉村说，“不可能说把医生的工资按照大家的期望定的那么高，像加拿大大学教授是普通教授的三到六倍这样，在中国现在不可能实现，只能通过改革。如果医院有了比较好的收入结构，政府又给了医院自主权，我们这些医院的管理者就有办法来调整我们内部的收入结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