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三）我国资源领域科技发展需求

“十三五”时期，我国要推动低碳循环发展，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，坚持节约优先，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；推进能源革命，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，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，加快能源技术创新，建设清洁低碳、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关于保障水安全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等重要讲话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》、《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（2014-2020年）》、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等国家、行业层面战略规划均对资源领域“十三五”科技发展提出了需求，为资源科技供给侧改革指明了方向，将推动新理论、新技术、新装备、新产业蓬勃发展。

1.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对主要矿产品仍有强大而稳定的需求

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但仍处于工业化后期及城镇化加速期，对矿产和能源仍有强大而稳定的需求空间，需求尚未饱和，且将长期存在。我国目前经济增速在7%左右，距离3%-4%左右的稳定增长区间还有较长时间。未来，既要注重“大宗资源量需求的安全”，又要注重“优势资源质供给的提升”。目前，我国大部分基本金属、石油等资源，由于国内储量有限，将长期依赖进口，涉及到国家战略资源的安全保障问题；而在我国具有优势储量的稀有、稀土和非金属等资源，因产业链创新能力严重不足，高附加值产品被国外巨头长期垄断，有效供给短缺。

2.保障资源供给安全，必须调整资源供给结构

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，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，资源领域供给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，煤炭资源面临着产能过剩，油气、矿产等资源面临对外依存度过高等问题。

从能源资源来看，我国已进入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新时代，“十三五”期间煤炭占一次能源比例将继续下降，应合理调整煤炭在我国能源中的基础地位，并通过推进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方式革命，促进煤炭资源由相对粗放开发向安全、绿色、智能、高效开发转变；目前我国油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%，石油年产量仅能维持在2亿吨左右，常规天然气新增产量仅能满足新增需求的30%左右，应加强常规油气、煤层气、页岩气、铀等新型能源资源的勘查；从矿产资源来看，据预测，2020年铁矿石需求量为9.2亿吨，铜需求量为1300万吨，铝的需求量为3500万吨，铅需求量为630万吨，锌需求量为780万吨，稀土、铀矿等战略性矿产需求快速增长，国内供给尚存在巨大缺口，应加强稀土、锗、铟、镓、石墨等新材料矿产勘查，稳定支持铜、镍等短缺矿产和锡、锑等传统优势矿产勘查，完善国家铁矿石战略保障体系。

3.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上限，应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

我国生态环境难以继续承载粗放式的资源开发利用模式，资源行业向节约集约、循环利用等绿色发展方向转型迫在眉睫。目前，我国水环境污染严重，水生态日趋恶化，水资源利用低效，废水循环利用率低（65%-70%）；40%的煤炭由于高水、高硫、高灰等原因得不到合理利用，商品煤洁配度为25%（美国达到60%）；每年尾矿或固体废弃物累计积存量超过300亿吨，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在45%左右（比国际先进水平低20%）；国土空间开发失衡，区域和城乡差距继续扩大，部分地区国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相匹配。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国家将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，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、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，以期既能节约能源和水土资源，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，也能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绿色水平。如何促进这项工作是“十三五”资源领域科技发展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。

4.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，将推动资源产业转型升级

信息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生物等技术的广泛渗透，将带动资源领域发生以绿色、智能、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，为拓展新兴矿产资源开发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重大机遇。例如，美国“页岩气革命”引领了全球石油技术革命，推动了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的快速发展，实现了能源的自给，改变了全球能源格局；德国“工业4.0”计划以装备制造业的信息化、智能化为目标，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，大而不强的中国制造产品将面临挑战；澳大利亚“玻璃地球”计划大力推进了“两深一非”（深地、深水及非常规油气）资源勘探与勘查技术的发展；生物技术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；煤的清洁化技术推动了煤炭资源的高效利用与低碳排放。

资源产业是基础产业，处于产业链前端，发展方式和技术装备相对传统和粗放，亟待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，在保障供给安全的同时由相对粗放开发向集约绿色转变，助力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。

5.在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指引下，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

随着矿产资源的贫化，难采选矿产资源已经成为国内主力资源在使用，资源对外依赖依然严重，安全保障压力巨大。据统计，铁、铝、铜、镍、钾等大宗矿产品对外依存度均已超过70%，石油对外依存度也超过50%，我国资源受制于人的局面将进一步加剧。

当前，全球矿产品生产和消费重点不断进行区域转换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是全球的主要成矿带，能源、矿产等资源丰富，但大多数国家尚处于工业化初期，相关产业增长空间和需求空间巨大。我国在立足国内保障供给的基础上，应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，推进我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途国家的产能转移与技术输出，由单一资源开发、产能合作向技术转移、产业合作发展，实现资源共享、共同发展。